在关于中国能源未来的各种信号错综复杂之际，全国碳交易体系的启动为中国走上长期减排的道路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如果运营得当，该体系可以减少排放，并筹集数千亿元资产支持低碳项目。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的能源政策就似乎处于一个拐点，化石燃料消费在2010年代后半期趋于平稳后暴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增长也有所放缓。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对新建燃煤电厂的限制有所放松，2020年3月批准建设的燃煤电厂数量超过了2019年全年，并且开辟了新的大型煤矿矿区。电力行业还呼吁，到2030年应将燃煤发电能力扩大到13亿千瓦(1300吉瓦)，比目前的水平高出2.9亿干瓦。如果这个建议得到采纳，不仅有可能导致资产搁浅，还会将中国经济锁定在一条碳排放更高的发展道路上。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草案)》强调了能源系统減排的必要性，而且要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的话，中国也必须大幅减少燃煤发电。该法律将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消纳的最低比重，并实行可再生  能源发电优先上网制度。
         未来几个月，中国将通过制定“十四五＂规划，确定其2021年至2025年能源和气候的顶层政策蓝图。同时，中国也可以借此机会提升其《巴黎协定》中203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承诺，应该建立在一个综合的能源和气候政策框架的基础上，让中国走上长期减排的道路。

排放交易
        中国的全国排放交易体系应该发挥重要的核心作用，帮助中国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应对减排战。该体系将首先以电力部门为突破口，然后再推广到所有产业部门。
对于高效率、低排放电厂而言，它们无需大幅减排就可达到标准，而且还可以从配额交易中获利，因此碳排放交易体系对它们有百利而无一害。“可交易绩效标准”方法根据企业的产出设定排放目标。换句话说，它激励某些企业减少单位发电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这种方法能够将排放与经济基本面统一起来，因而适用于新冠疫情前后这样的经济冲击和复苏。
        然而，中国必须做出谨慎的设计決定，确保排放交易体系能够有力推动温室气体減排。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碳交易体系针对不同的燃料类型、技术等所采用的基准能够做到一视同仁，那么将极大地鼓励低碳行动。基准水平的设定将决定减排量。因此，基准的设计非常重要，需要通过建模，掌握国家、省和企业各级经济和环境的详细信息。预计早期阶段该体系的大部分碳排放额度会免费进行分配(碳排放额度决定排放权)，因此初期对企业的成本影响相对较低。此外，模型应考虑各种经济上可行的燃料替代方案，特别是那些能够反映可再生能源竞争力日益增强的方案。
        为了使排放交易体系充分发挥其潜力，推动电力部门实现低成本減排，就需要有一种明确而有效的碳成本传导机制，让碳价格反映在电价中。这就需要有高水平的排放权拍卖，即电力公司要为其排放配额买单，而不是免费获得配额，其结果将是发电厂所使用的燃料碳强度越高，其运营成本也会成比例增高。燃煤电厂的碳强度较高，因而其成本增幅也会最大。这样一来，其运营时间就会缩短，新建燃煤电厂投资也会望而却步，从而促使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进一步发展，增加它们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
        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将推动电力行业进一步减排，因为电力消费者会减少用电，并采取更多节能措施。因此，这一体系对电费的净增影响将小于碳价格上涨的幅度。如有必要，可考虑为脆弱的电力消费群体采取有针对性的财政资助措施。
        “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尽快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而不是等到体系设计尽善尽美的那一天。”
        “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尽快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而不是等到体系设计尽善尽美的那一天，它可以在实施过程中自我完善。”